“城市之根”是构成一个城市文化底蕴、历史传承、发展基础的核心要素,对城市后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。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11座5000年前的城市遗址中,孝感有叶家庙、门板湾、陶家湖3座。这些遗址见证了孝感地区悠久的历史文化,堪称孝感的“城市之根”。本文选取孝感历史长河中的三个时间节点,以城市变迁和发展为主线,从根源、根脉、根基三个维度,探讨孝感叶家庙“城市之根”,简要勾勒上下5000年孝感城市发展的大致轮廓,从中获得一些基本认识。
一、5000年根源
孝感古城叶家庙遗址位于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朋兴乡,西为澴水故道。考古发现,该城修筑于新石器时代屈家岭文化时期(前3300年—前2600年),距今5000多年,总面积超过56万平方米,有城垣、环壕等防御设施,有供水、排水系统,以及居住区、墓葬区等,形成一个较完整的聚落系统,表明当时社会组织和城市建设已具相当规模。该遗址的发掘,为研究当地古代社会经济诸方面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,填补了鄂东北地区屈家岭文化城址的空白。发掘中,首次发现大型陶缸和陶臼葬具,对研究长江中游地区丧葬习俗和原始宗教有重要意义;首次发现粟,说明原始农业资源的复杂性和多样性;发现碳化稻米,说明当时已有比较成熟的稻作农业。但是,到石家河文化时期(距今4800—4200年),叶家庙城同长江中游其他城址和聚落一样,急剧衰退。表现为城址废弃,功能消失,聚落缩小,壕沟淤塞,社会影响力不复存在。原因可能:一是受环境影响。在石家河文化中期,整个中国大陆处于气候剧烈变化期,气温下降,洪水增多,长江漫流。很多史前城址城墙都有洪水破坏的痕迹。澴河是长江支流,全长100多公里,最大流量2000立方米/秒。洪水暴发时,波涛汹涌,水流湍急,对堤防低矮、以土堆筑的叶家庙古城不能不造成影响。2008年洪水,几乎全淹叶家庙遗址,说明洪水毁城的可能性是存在的。二是发生瘟疫。俗话说,“大灾之后有大疫”,大疫过后,人离城亡。近20年就发生“非典”“新冠”两次大疫,要是那时发生,后果难以设想。三是战争破坏。石家河文化中期也是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。孝感地处要冲,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。当时,北方尧舜禹集团与南方三苗集团之间战争激烈,最后三苗大败,以城址为核心的四级聚落等级体系随之瓦解,北方势力进入,叶家庙受其影响而衰亡。其他还有一些原因,也因资料不足,多为推测。
二、1500年根脉
叶家庙城虽然不复存在,但其根脉还在。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,城市根脉仍然不断延伸和发展。轨迹是村落—集市—城镇,逐步演进成长,有的成为县治。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率先设县。孝感最古老的县是安陆县。现孝感诸县市大多在南北朝以后,由安陆县逐一分出。
公元454年,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儿子刘骏取得帝位之后,称孝武帝,倡导“以孝治天下”,在安陆东部一带孝子众多的地方,置一新县,取名孝昌,褒扬此地孝道昌隆。县治为紫资砦(今孝昌县王店镇境),有新的筑城活动。也有人认为县治是草甸坊城或义阳城(花园镇中胡村)。
公元924年,即五代后唐同光二年,庄宗李存勖为避其祖父李国昌名讳,改“孝昌县”为“孝感县”。公元969年,即宋太祖赵匡胤开宝二年,县治由紫资砦迁至澴河镇。澴河镇在唐代是孝感西湖畔的一座小村落。由于濒临澴河,水运发达,附近有驿道与府城、省城、京城等城市相通,逐渐发展小市场,到宋代就成为一个集镇,设为孝感县治(又称首善镇、城关镇)。据《孝感县志》载,赵匡胤未发迹时,游历澴河西湖村集市,一位酒馆女老板冒着犯“酒禁”风险,用私酒招待他。成为皇帝后,他怀念“西湖村姥私酿”,“令宽西湖酒禁”,还撤吉阳县入孝感县,扩大县治,名澴河镇。此后,出现西湖桥明月楼“帝子停骖”牌楼和西门城旁“宋太祖沽酒处”石碑。随着名人效应扩大,澴河镇成为水运枢纽、战略据点、农商基地,南北融合的节点,以至政治经济文化中心。
《孝感县志》载,北宋末年,金兀术率兵大举南侵,建炎元年(公元前1127年),孝感县治失陷,迁紫资砦。(但宋史《地理志》载,南宋高宗建炎四年(1130年)孝感县治失陷,徙紫资砦。)南宋绍兴四年(公元1134年)岳飞收复孝感等地。岳飞名言是:“文臣不爱线,武臣不惜死,天下太平”。至元十六年(1279年),元朝灭南宋,全国统一。孝感县治由紫资砦迁孝感县澴河镇(现城关镇)。当时,孝感依然推崇孝文化。元代郭居敬所撰的“二十四孝”中的董永“卖身葬父”、黄香“扇枕温衾”、孟宗“哭竹生笋”等故事脍炙人口,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。
三、500年根基
明朝,随着荆江大堤筑成,古云梦泽水位逐渐退去,形成江汉平原,孝感南部成为其中一部分。古人选址筑城,讲究“风水”。认为,山之南或水之北为阳,山之北或水之南为阴,所谓“背阴抱阳”就是“风水宝地”。孝感北部双峰山,被称作老祖山,认为是龙脉之首;牛迹山是少祖山,峰峦冥起,绵亘盘薄,认为是龙脉之尾。夷为平畴又数十里,结为县治,而澴水自西而来,绕南端之城,回折东去,正符合这个“有山有水”“背阴抱阳”的理念。明朝正德七年(1512),孝感县修筑土城,周1200丈,高2丈,阔1.5丈。嘉靖十九年(公元1540年),澴河洪水冲决土垣城墙西北角,知县汪克思主持筑堤防汛,汛后城中积水,人称汪公池。嘉靖三十年 (1551),以条石为基重筑土城,城墙设炮台、谯楼4座,城内修下水道11条。嘉靖三十九年(1560),南门被洪水冲毁。万历元年(1573),拆土城,建砖城,增设“文昌门”,共六门。民谚有“穷城二里半、绕城七里三”之说。
清朝顺治十六年(1659),“启东门,民居栉比;楼其上,气势巍峨”。同治三年(1864),朝阳门城墙改堞,疏通挖深护城河。光绪二十七年(1901),北端建孝感火车站。清末,城区面积0.6平方公里,东西宽1000米,南北长700米,形成“六城门四码头、九街十八巷”格局。1926年,国民革命军进驻孝感,拆孝感县城墙砖石,铺砌城区街道。1934年,城区形成“南主北副”组团式结构,为孝感县城关镇所在地。
1949年,从形势发展、战略地位、革命传统、基础条件诸方面考虑,湖北省委、省政府、湖北军区在孝感县花园镇成立,孝感地委、专署和军分区机关迁入孝感县城。当时城区人口1.17万人,面积3.65平方公里。1983年撤销孝感县,设立县级孝感市。1993年,撤销孝感地区,设立地级孝感市;撤销县级孝感市,设立县级孝南区和孝昌县。2016年,孝感市建成区68平方公里65万人。《汉孝一体化下的孝感城市空间战略规划》提出:到2035年前,主城区城镇用地规模达到120平方公里,人口达到100万人,全面建成武汉都市圈重要节点城市;到本世纪中叶,成为具有区域竞争力、国内影响力的现代化经济强市。
四、几点思考
从以上5000年孝感城市发展的大致脉络中,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基本认识。
第一,叶家庙遗址是孝感城市发展的最早根源。迄今为止,叶家庙遗址为最早有人类聚居活动的实证地点,象征孝感早期文明,代表新石器时代聚落文明孝感发展的“最高水平”。它是孝感先民的生活家园,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,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为研究古孝感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。叶家庙遗址所处的澴水中游自然生态环境良好,所发现的碳化稻米和粟,所采取的布局结构和营建方式,所发掘的陶器葬具等,都可从自然、经济、社会诸方面获得启示。要采取法律和政策措施,更加重视保护生态环境,保护叶家庙遗址,做好考古工作,深入相关研究,逐步揭开叶家庙兴衰之谜。开展文物宣传普及活动,鼓励社区居民参与遗址保护工作,提升孝感人民的城市意识和历史眼光,从精神层面唤起孝感人民对家乡悠久历史的认同感和自豪感。更加重视特色农业的多元化发展,更加注重城市空间合理布局和功能分区,更加重视历史文化旅游开发,为孝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。更全面地认识史前城址和早期社会组织管理形式,更深入地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,更好地在这片古老文明的土地上生存和发展。
第二,孝文化是孝感城市发展的最深根脉。我们知道,文化是一个城市的魅力之魂、活力之源。孝感文脉在历史发展中不断传承和延续,成为这座城市的独特标识和精神动力。孝感远古文化从采摘狩猎文化,发展到农耕渔猎文化、筑城文化,以至后来的楚文化、孝文化、红色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。就文化形成和兴盛时间而言,楚文化500多年,孝文化1000多年,红色文化100多年。这里,孝文化历史底蕴最深厚,特色最鲜明。建立孝昌县至今1570年,更名孝感县至今1100年,现成为全国唯一以“孝”命名的地级城市。这种独特的资源秉赋和历史馈赠,我们应当倍加珍惜。虽然“孝感”一度改“东风”,但终究回到历史塑铸的文化定势。这个定势是我们孝感特有的软实力,时间越久,实力越强。当年孝武帝“以孝治天下”,促进孝文化在孝感生根开花。而今,建设中华孝文化名城,赋予孝文化崭新的时代内涵,以其现代表达方式,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,成为孝感城市发展的战略选择。这既是对孝感本土文化基因的继承创新,又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弘扬光大。孝感连续多年评选新时代孝子,开展孝文化进校园、进机关、进军营、进企业、进社区、进乡村活动,落实敬老惠民“孝十条”举措,彰显了孝感城市的魅力和活力。今后,还要进一步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,开展更加丰富多彩的孝文化活动,提高全体市民的孝文化修养。同时,优化城市人文环境,打造城市文化品牌,提升城市整体形象,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。
第三,产业是支撑孝感城市发展的最实根基。一个城市如果没有产业支撑,发展壮大就很难。我们知道,叶家庙附近的澴河是孝感的“母亲河”。孝感原始先民从山上游牧下来,择澴河两岸结草而居,从事刀耕火种、渔业捕获、水稻种植、畜禽养殖、手工纺织、陶器制作等生产活动,构成最基本最原始的产业,此后发展成各类传统产业。事实上,孝感地处南北过渡带,鄂中东偏北,中原和荆楚大地结合部,兼南北之优。气候温暖湿润,雨热同季,对农作物生长有利;平原、湖泊、丘陵、山地兼备,利于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。因此,这里成为国家优质粮棉油、名贵水产品、畜产品和林果生产基地。孝感开发资源,调整布局,成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。孝感人力资源丰富,能工巧匠多,历来有外出务工的传统,素称“建筑之乡”,是国家劳务输出基地。从孝感先民筑土城、修砖城,到当今的“一城四基地”和“五城同创”,虽然时代不同、技术不同,水平不同,但筑城的根基是相通的,基本原理是一致的。叶庙古城有下水道、排水沟,当代城市也有供排水系统,有城市基础设施。近几十年来,孝感集聚人才、技术、资金等要素,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,转变经济增长方式,由粗放型、外延式向集约型、内涵式发展,促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。从小农业到大农业,从小工业到大工业,从小商贸到大流通,从小城镇到大城市,从小孝感到大孝感,可以说,这是孝感发展的基本走向。
第四,传承和弘扬前人智慧精神是对孝感历史的最大尊重。考古发现,以叶家庙城址为中心,周边5公里范围内,至少有11个新石器时代遗址,形成大型聚落群,表明当时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域协同,体现出古人的系统思想。如今,孝感加快融入武汉城市圈,发挥近邻武汉优势,实现交通、产业、科技、市场、部门“五大”对接,成为武汉的工业协作配套、农副产品供应、商品物流集散、旅游休闲度假、科技成果转化、人力资源培训六大基地,实现资源共享、优势互补,共同应对各种问题和挑战,促进区域整体发展,这也体现系统协作思想和区域合作精神。从古到今,孝感城屡毁屡修,澴河堤屡毁屡筑,传统文化屡禁屡兴,说明孝感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,但在传承弘扬前人智慧和精神的过程中仍不断前进。孝感1959年澴河人工改道,1996年澴河平滩灭螺,2008年澴河、滚子河、老澴河“三河连通”,2017年以来老澴河综合治理,整体协调人与自然的矛盾,都无不体现孝感人“不服周”、自强不息、开拓进取、不屈不挠的精神。特别是孝感智慧城市建设目标的提出, 将形成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和形态,解决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城市病问题,如交通拥堵、资源紧张、环境污染、安全监管难度大等,提升政府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,实现各领域的协同运作和高效管理,增强城市的系统性、宜居性、成长性,实现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。这些方面,我们史志部门要进一步发挥职能作用,加强史志研究,刨根问底,追根溯源,以史鉴今。